形合 意合新论

英汉语形合和意合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李靖民

(《外语研究》20122期)

摘要:本文讨论目前英汉语形合和意合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者认为:“hypotaxis”“parataxis”不等于形合和意合,因此不宜作后者的对应词;英语重形合和汉语重意合的本质是各自不同的信息传递模式,英语是以形驭意,汉语是意定形随,因此不能把英语和汉语不同的构形问题和传意问题混淆在一起,而应从二者各自信息传递模式的角度来探讨英语重形合和汉语重意合;应辩证地认识王力先生提出的西洋语法和汉语语法的硬道理和软道理,看到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都既有硬的一面,也有软的一面。

关键词:形合;意合;形式;意义

引言

英汉语比较研究中的形合和意合问题是国内语言学界和翻译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形合和意合问题开展研究,参与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凡是学习过英语的人,都听说过形合和意合,都知道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但是,目前的形合和意合研究现状所反映出的种种现象表明,关于形合和意合的概念以及英语重形合和汉语重意合的含义还存在不少模糊认识,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亟待澄清。

“形式和意义的对立和相互制约是语言的本质。如何在语言研究中解决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问题是语言学的永恒的主题”。(王维贤 199786)围绕着形合和意合问题进行的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恰恰能够体现出英语和汉语各自形式和意义对立和相互制约的本质,而在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中,也的确总是要涉及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然要涉及到多种因素和多个层面。本文认为,面对目前形合和意合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应当进行深刻的反思,厘清其根源,使形合和意合研究更为富有成效。

1. 形合和意合在英语里的对应词

hypotaxis”和“parataxis”即为形合和意合在英语里的对应词这一认识,在国内语言学界和翻译界颇有影响。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写文章涉及形合和意合问题时,无论其所持的角度、涉及的层面、讨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只要提及形合和意合,总要加括弧注明或是在英文摘要里表明,“hypotaxis”和“parataxis”是形合和意合的对应词。可见这种认识影响之大,以至于人们往往对“hypotaxis”和“parataxis”的具体概念不假思索,人云亦云。

笔者(2011)曾经指出,英语里的“hypotaxis和“parataxis”是一对很普通的术语,分别源自希腊语的“hypotassein和“paratassein,前者意为“arrange under,后者意为“arrange side by side用来指能够体现句子成分从属和并列关系的两种排列方式。国外除了词典等工具书中的术语界定和相关著述的个别章节提及之外,很少有人像国内学术界一样,把它们当作一个特别重要的涉及英汉两种语言的现象专门加以讨论,而且人们在提及这两个术语时,对它们的界定并不一致。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人们从什么角度予以提及,无论人们的界定存在什么分歧,大家对hypotaxis和“parataxis”这两个术语的认识,始终没有超出句子成分的从属和并列排列方式的基本概念,充其量也只不过涉及相邻的句子。(参见Chimombo & Roseberry 1998: 131-132Connatser 2007: 140Gelderen 2004: 8Halliday 2004: 374-375Smith 2005: 65Thibault 1991: 46Wilson 1993: 318

一般认为,形合和意合的说法最早是由王力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语法理论》里,王力(1984468-472)谈到汉语“联合成分的欧化”问题时,确实提到了形合和意合,并在括号里分别注明英语对应词“hypotaxis和“parataxis”。但是,从王力先生在文中所做的具体分析来看,他当时提到形合和意合,主要是针对汉语和英语复合句里分句之间的连接方式及一些连接性词语的使用而言的,并没有超出“hypotaxis和“parataxis”的基本概念,也没有特意对形合和意合做出一个确切的界定。因此,就人们今天讨论形合和意合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与王力先生当年在《中国语法理论》里提到的形合和意合不完全是一个概念,绝非“hypotaxis和“parataxis”概念所能涵盖。

经常还可以看到有人在谈到形合和意合时,引用奈达先生的论述,以为奈达也认为“hypotaxis和“parataxis”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对应词。的确,奈达先生曾经谈到,“hypotaxis与“parataxis”的差别或许是英语和汉语最重要的语言区别特征之一。但是,奈达先生这样讲,并不能说明他认为“hypotaxis和“parataxis”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对应词。从奈达先生的著述里(Nida 1982: 161964: 2101969: 168202204)对“hypotaxis”和“parataxis”的阐释可以看出,他对这两个术语的界定并没有超出句子成分的从属和并列两种排列方式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奈达先生对“hypotaxis”和“parataxis”的认识,与国外其他学者对“hypotaxis”和“parataxis”的认识没有什么两样。

也有学者提出,由于国内学术界对形合和意合的认识不尽一致,应该对应不同的英文译语,如hypotaxis和“parataxis、“overt”和“covert”、“morphotactic”和“semotacitc”、“syndeton”和“asyndeton”。(郑文婧 2007)我们认为,虽然目前人们对形合和意合的认识尚不能统一,但它们毕竟是国内学者针对英汉语对比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的产物,不大可能在英语里找到一对现成的对应词语,这“就如同西方没有阴与阳这样的概念,而分别用 yinyang来表示一样”王菊泉2007。因此,我们赞同王菊泉先生提出的方法,在英语里分别用拼音“xinghe和“yihe来表示形合和意合。这样,即使国内学术界对“xinghe和“yihe的认识尚不能统一,但至少不会让外国人误以为我们针对形合和意合问题的研究,即是局限于hypotaxis和“parataxis的从属与并列的句子成分排列方式的研究,也不会让外国人误把形合和意合等同于“overt”和“covert”、“morphotactic”和“semotacitc”、“syndeton”和“asyndeton”之中的某一对术语。事实表明,我们中国人所研究的形合和意合问题,绝非这些英语术语中的任何一对所能涵盖,要远比它们之中的任何一对复杂且深奥得多。

2. 形合和意合的不同认识

王菊全(2007)在梳理前人关于形合和意合论述的基础上,将各家的论述归纳为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以连淑能为代表,把形合与意合看作造句法,认为形合与意合的主要区别在于词语或分句之间的连接方式不同,因而主要是句法层面的现象;另一种观点以刘宓庆和潘文国为代表,主张把形合与意合视为语言表达法或话语组织法,认为形合、意合现象不仅存在于句子及句子以下层面,也存在于句子以上层面,乃至语篇层面。

郭富强(2006)从语言哲学、语言结构、翻译理论与实践和汉语意合研究等方面对前人关于形合和意合的研究进行了分析综述,涉及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句法结构、语义范畴、篇章理论、语言类型等各个方面。

也有学者对目前形合和意合研究中的模糊认识提出质疑,如沈家煊200330),高卫东(2005),王菊泉(2007),余东(2010),任永军(2010)等。他们认为,形合和意合是以西方语言如英语为参照物得出的产物,所谓汉语的意合现象和英语的形合现象是相对而言的,人们在谈论汉语的意合现象时不应忽略意合后面的形合因素,在谈论英语的形合现象时不应忽略形合背后的意合因素。尽管这些质疑的声音目前尚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比较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但是其终将会对形合、意合辩证统一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起到有益而健康的推动作用。

我们认为,面对目前形合和意合研究的现状,一方面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之所以会存在各种所谓的不同认识,主要是由于人们的研究针对的具体问题不同,所持的角度不同,所涉及的层面也不相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有关形合和意合,还有各种层面上的问题有待逐步深入细致的研究。正如许剑宇(1998)针对意合法的研究所说:不能因为意合法暂时没有完美的定义而过分地指责它,因为目前研究意合法的人们老老实实地承认意合的具体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只能逐步深入下去。这不见得比那种盲目引进各式各样新潮的术语和定义却食洋不化的毛病落后到哪儿去。

因此,客观地说,除了针对那些以同样的认识基础所做的同类研究之外,不应对各类研究孰优孰劣,孰重孰轻简单地做出评价,而应当对这些研究所反映出的种种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认识到形合和意合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深层机制有待人们去挖掘,认识到形合和意合的研究涉及到各种复杂的因素,尚待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层面对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索。全面深入的挖掘、探索能够扩展形合意合研究的视野,不断完善研究的方法。只要能够揭示形合和意合的本质性问题,有利于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视角认识形合意合问题的全貌,对语言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的实践活动有所启示,无论从什么角度、什么层面进行的相关研究都是有益的。

3. 英语重形合和汉语重意合的概念及英汉翻译

尽管人们对形合和意合的认识尚不能统一,而对于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一两种语言构形与传意取向不同的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似乎并没有多大异议。但是,如果我们关注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概念在英汉翻译实践应用这一层面上的问题,就会发现,人们在这方面依然存在着模糊认识,倾向于从英汉两种语言形式结构对比的角度来找个说法,或是把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构形问题和传意问题混淆在一起。这种模糊认识给从事英汉翻译实践活动的译者以及普通翻译教学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以至于有许多人以为,重形合和重意合就是有没有性、数、时、体、态、格等形态变化或是否使用连接性词语,以为英汉翻译涉及到的重形合和重意合问题就是这些东西的加减问题。这种影响之深、之广,仅仅从网络上可以看到的数量庞大的相关文章及电子教案即可见一斑。

我们认为,英语的重形合可以从英语本身以形役意的信息传递模式的角度来探讨,汉语的重意合可以从汉语本身意定形随的信息传递模式的角度来探讨,分别揭示英汉两种语言各自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表达关系,二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因此,要搞清楚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概念,不能把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构形问题和传意问题纠缠在一起来对比。

这里不妨仅以能够反映英汉两种语言各自的形式结构特点核心问题的基本句式为例,来看看二者在信息传递机制上的本质性差异。英语的基本句型无论怎样归纳,充其量也就只有那么几种,凡是学习过英语的人,都可以脱口而出;而即便是以汉语为母语者,倘若被问到汉语有哪些基本句型,也难以回答得上来。如果要为汉语归纳出基本句型,数量则会十分庞大。有学者曾经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对汉语的句型进行分类归纳,得出了一百三十多种基本句型(陈亚川、郑懿德 2000437;陈建民 1999219;李临定 1986)。如果把这种涉及英汉两种语言各自形式结构特点的语言现象拿来对比,囿于形式结构本身的细节性问题,那么刻意挑选出一些例子来对比某些方面的异同,还算勉强可以做到,但是若要深入,若要面对浩瀚的实际语言材料,则会困难重重。

就英汉翻译层面而言,我们讲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主要是为了明晰英汉两种语言各自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信息传递模式,从而能够摆脱语言文字形式结构本身的束缚,解决翻译活动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因此,这样的对比研究,至少对从事英汉翻译实践活动的普通译者来说,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所谓重形合和重意合,是相对而言的。人们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目的就是为了传递思想、观点、意志、情感、消息等各种信息;人们要通过语言相互传递信息,就必须遵守共同的语言形式结构规约,不然就无法进行交流。英语使用者和汉语使用者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决定了各自的信息传递模式,一方重视形式结构,一方重视语义逻辑纽带。但是,重视形式结构,并不意味着就不能语义通达;重视语义逻辑纽带,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章法。

无论是英语的重形合,还是汉语的重意合,都是针对英汉两种语言各自内部的信息传递机制本身而言,都是针对能够体现这两种语言各自的信息传递机制基本特征的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信息传递模式而言。简言之,英语的重形合,就是指英语本身的构形规约和传意方法之间的表达关系是以“形”役“意”,而不是指英语相对于汉语更为重视构形;汉语的重意合,就是指汉语本身的构形规约和传意方法之间的表达关系是“意”定“形”随,而不是指汉语相对于英语更为重视传意。

英语以形为先,尽管句子千变万化,其中不乏特殊的表现形式,但无论怎样变化,无论句子的形式结构多么特殊、复杂,都是由为数不多的几个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基本句式扩展、变化而来的。就句子的成分而言,人们把英语的句式归纳为几种基本类型,在此基础之上,再利用各种类型的词、短语、分句这些语言实体来扩展,一层接一层,一环套一环,虽然讲究灵活、多样,简繁相间,有的对号入座,有的省略变通,但都必须符合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扩展、变化规约。就句子的类型而言,在基本句式的基础上扩展而来的英语句子,根据其结构特点,又被划分为几种基本的类型,如简单句、并列句、复合句、并列复合句。虽然它们的内部构造也是灵活、多样,但形式结构规约也十分严谨,仍然不得脱离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基本框架。这就如同人们常说的,英语的句子就像是一棵棵树,千姿百态,却万变不离其宗。主干连接着枝,枝连着杈,枝杈上挂着叶和花,层层相连,主次分明。其中结构比较简单的,就像是没有多少枝、杈,没有多少花、叶的小树;结构复杂的,就像是枝叶繁茂、繁花盛开的大树。但无论是小树或是大树,都可以从主干寻觅至花和叶,都可以从花和叶归宗至主干。

与句子内部形式结构严谨形成对照的是,英语使用者并不十分拘泥承载某一信息的具体语言实体是什么,既可以是各种类型的词、短语,也可以是具有主谓结构形式特征的分句或独立的句子,而且对于这些语言实体处在一个句子或是句群中的哪个部位,也抱有比较宽泛的态度,十分灵活。在遵守共同的语言形式规约的前提下,英语使用者会根据构句成篇的具体需要及各自的行文特点和偏好,把其意欲传递的信息安排给这个句子或是句群中的某个语言实体来承载。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在意某一层信息具体该由什么样的语言实体来承载,这些语言实体所承载的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也不一定以它们的语法功能来确定,可以因人而异,具有承载信息的语言实体形式不确定的特点,是个人的和暂时的。另外,在安排承载信息的语言实体时,英语使用者往往不会局限于一个单句内部,还可能会外延至句外乃至一个句群,只不过他们首先考虑的,依然是在形式结构规约允许的范围之内造句的方便,是语言表现形式多样化。

因此,我们认为,所谓英语以形为先,以形役意,简单地说,就是只要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形式结构规约为前提,不去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就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就是英语的构形规约与传意方法有机统一的信息传递模式,体现出英语重形合,即以形式结构为取向的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

从英汉翻译的层面来说,熟练的掌握英语基本的形式结构方面的知识固然重要,但这方面的知识只能是有助于译者用来解读原文和表达原文所承载信息的工具,而不是用来束缚译者手脚的桎梏。在译者的眼界里,所有承担语法成分的词、短语、分句都是用来承载信息的语言实体,形式结构上的语法成分及其主与从,并不能代表各种语言实体所承载信息的主与次,不能因为形式结构上的语法成分及其主与从,而混淆英语以形役意的信息传递模式的基本概念。(翻译实例分析见后。)

汉语以意为先,不像英语那样受到主谓结构的约束,而是按照汉语使用者的思维习惯,把意欲传递的信息按照逻辑事理的顺序铺排开来,形成一个个由承载具体信息的各种语言实体构造的信息节,以语义逻辑为纽带将这些信息节串联起来,构成信息链。这种意定形随或曰重意合的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信息传递模式,体现出汉语重意合,即以传意为取向的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

由于汉语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是以传意为取向,意定形随,其形式结构方面的问题要远比重视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形式结构的英语复杂的多,二者不可同日而语。自从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开创了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先河以来,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在这一百多年里,语言学家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研究,做出了艰苦的努力,汉语的语法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汉语以传意为取向的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致使这方面的研究十分复杂,人们总结归纳出来的汉语语法规则纷繁杂沓,似乎有无尽的奥秘有待语言学家们去挖掘。这使得原本意在对汉语语言事实进行描写或解释的汉语语法,却成了阳春白雪,往往会令普通汉语为母语者感到十分深奥。例如,有人认为“汉语语法规则太多了,等于没有语法”,有人认为“汉语语法比英语语法还要难学得多”,甚至有人发出感叹“林林总总的现代汉语语法书、不计其数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论文,没有几个中国人看得懂的!甚至是越看越迷惑、越糊涂,简直开始怀疑自己还是不是中国人。”(高巴蒂尔:2010)当然,汉语的语法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容抹杀,而目前这种“阳春白雪”的局面也不应忽视,事实就是事实,老老实实地面对问题,孜孜不倦地解决问题,是应有的积极态度。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如何在语言研究中解决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问题是语言学的永恒的主题”。

从英汉翻译的层面来说,尽管汉语的形式结构方面的问题以及意合问题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深层机制有待语言学家们去挖掘、探索,但是汉语意定形随或曰重意合的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表达关系是显然的,汉语为母语的译者对汉语的实际应用能力是肯定的。因此,译者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应当在汉语意定形随或曰重意合的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信息传递模式这一认识的前提下,努力发挥其汉语实际应用能力之长,解决翻译中的问题和困难。(翻译实例分析见后。)

4. 硬道理与软道理

英语以形为先,注重形式结构;汉语以意为先,讲究语义逻辑通达。正如王力(1984:141)所说: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的;中国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的。惟其是硬的,所以西洋语法有许多呆板的要求……;惟其是软的,所以中国语法只以达意为主……

但是,虽然王力先生认为汉语语法“以达意为主”,而其所谓的“硬”及“没有弹性”和“软”及“富于弹性”,主要是针对西洋语言和汉语在形式结构上的差异而言的。从上一节的讨论可以看出,如果从英语重形合和汉语重意合,即从英汉两种语言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表达关系的角度来看,客观地说,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都有“硬的”一面,也有“软的”一面。英语“硬的”一面,在于其对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形式结构的“呆板要求”;英语“软的”一面,在于其“富于弹性”的传意方法或手段,对承载信息的具体语言实体采取灵活、多样的态度。汉语“硬的”一面,在于其对语义连贯、逻辑事理顺序的“呆板要求”;汉语“软的”一面,在于其“富于弹性”的形式结构,承载信息的具体语言实体各式各样,不需要按照英语的主谓结构那样一一对号入座

我们不妨用两个英汉翻译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并用以体现正确认识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概念,将这些硬道理和软道理运用到具体的翻译活动中去,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这两个译例的原文分别出自萨克雷的成名作Vanity Fair第二章和海因茨的短篇小说Going Home

(1) When he was drunk, he used to beat his wife and daughter; and the next morning, with a headache, he would rail at the world for its neglect of his genius, and abuse, with a good deal of cleverness, and sometimes with perfect reason, the fools, his brother painters. (Chapter II, Vanity Fair)

他一喝醉酒,就会打老婆孩子。第二天早晨,他便会头疼,抱怨世人不识其才华,斥责画界同行都是白痴。他的话很尖刻,但有时也很有道理。

1可以在句子的层面反映出英语以形役意的构形规约与传意方法之间有机统一的表达关系,体现出英语以形式结构为取向的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

从构形来看,这个英语句子以主谓结构为核心,再利用各种类型的词、短语、分句来扩展,符合英语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形式结构特征。其中各个词、短语、分句分别依照英语使用者所熟悉的形式结构规约对号入座,十分严谨。

但是,从传意的角度来分析,句中采用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语言实体承载了四层信息:1)缘由:喝醉酒(由从句“when he was drunk”承载);2)后果一:打老婆孩子(由主句的第一个分句“he used to beat his wife and daughter”承载);3)后果二: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宿醉的两种典型症状,即头痛和亢奋(分别由第一个“with”引导的短语“with a headache”和主句的第二个分句“he would rail at the world for its neglect of his genius and abuse the fools, his brother painters”承载);4)作者对“he”所发牢骚的评论(由第二、第三个“with”引导的短语“with a good deal of cleverness and sometimes with perfect reason”承载)。

可以看出,虽然英语的一个句子里可以有各种类型的词、短语、分句,但句子的结构框架必须符合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形式结构规约。而在这个框架之内,作者可以灵活地把其意欲传递的各个层次的信息安排给这个句子中的各种语言实体,不受语法成分的限制,不以该语言实体在语法上的主次来确定其所承载信息的主次。

1的参考译文没有受到英语原文语法上的成分及其主与次的干扰,特别注意到了其中几个介词短语“with a headache”和“with a good deal of cleverness, and sometimes with perfect reason”,分别把它们看作承载一层信息的语言实体,在汉语译文里把与之相应的语言实体他便会头疼;他的话很尖刻,而有时也很有道理)摆到了应有的语义逻辑层次地位上。在厘清句中各个语言实体所承载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译文根据汉语使用者的表达习惯,按照逻辑事理的顺序铺排开来:喝醉酒(缘由)、打老婆孩子(后果一)、头痛和发牢骚(后果二,宿醉的两种典型症状)、议论(作者对“he”所发牢骚的评论),使例1的译文得以在整体上通顺流畅,层次清晰、逻辑通达、语义连贯,把原文里描述的“he”借酒浇愁之后的生理反应及亢奋行为比较充分而恰当地再现在译文读者面前。

(2) (George was waiting for him at the terminal…) He found his bag and they moved out into the sun, its heat mitigated by the trade wind. Wilson had forgotten the wind. There was no other like it, constant, laden with moisture, cooling to the skin. (Going Home)

威尔逊取回旅行袋,与乔治一起走出航站楼来到外面的阳光下。虽说是赤日炎炎,却有信风吹着,不怎么热。这种信风他已经生疏了,很独特,不停地吹着,带着潮气,吹到皮肤上凉丝丝的。

2可以在句子以上层面反映出英语以形役意的构形规约与传意方法之间有机统一的表达关系,体现出英语以形式结构为取向的信息传递机制基本特征。

从构形上来看,例2是一个由三个句子组成的句群。第一个句子是并列句,其中含有两个并列的分句,前一个分句为SVO句式,后一个分句为SVA句式,并带有一个用来扩展句子的分词短语(独立主格结构);第二个句子是一个简单句,为SVO句式;第三个句子为there + be句式,并带有一个用来扩展句子的分词短语(此类分词短语里的being总是省略)。这三个句子全都符合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形式结构特征。

从传意的角度来分析,这个句群承载了三个方面的信息:1)踏上故乡的土地(由第一个句子的主干He found his bag and they moved out into the sun承载);2)天气及气温(由第一个句子里的扩展短语,即分词独立主格结构its heat mitigated by the trade wind承载);3)家乡独特的季风(由第二个句子和第三个句子承载)。也就是说,承载这三个方面信息的语言实体,并没有与形式结构上的那三个句子一一对应,而是由不同的语言实体来承载的。

可以看出,即使在句子以上层面,英语使用者优先考虑的,依然是服从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形式结构规约,在此基础之上发挥自己的传意方法或手段,而承载信息的各种语言实体的安排,对单个句子内部的形式结构和各个句子之间的分界也没有多大影响,并不需要一一对应。

2的参考译文特别注意到了原文里分词独立主格结构“its heat mitigated by the trade wind”所承载的信息,没有受到其形式结构本身的束缚,而是根据原文作者的表达意图,仔细分析其中的“it’sthe sun’sheat”、“the trade wind”和“mitigate”这三个描写当时天气和气温具体情况的语言实体之间的逻辑关系(让步+因果),用符合汉语使用者表达习惯的文字表现形式,把这些信息按照逻辑事理的顺序铺排开来:“虽说是赤日炎炎”,“却有信风吹着”,“不怎么热”

结语

由于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形合和意合问题的研究曾长期局限于英汉两种语言形式结构本身的对比。但是,语言学界和翻译界越来越多的学者们认识到,语言的对比研究离不开两种语言形式和意义的对立和相互制约的本质,也就是说,英汉两种语言各自如何构形、如何传意之间有机统一的表达关系,是形合和意合研究不可规避的问题。由于这方面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到各种因素、各个层面,因而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开展形合和意合问题的研究都是有益的,不应求全责备,并非非此即彼。如果持有这种观点,就会有利于澄清目前形合和意合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使形合和意合研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Chimombo, M. & R.L. Roseberry. 1998. The Power of Discourse: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M].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 Connatser, B. R. 2007. Two centuries of progress in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J]. Journal of Technical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37(2) , 129-149.

[3] Gelderen, E. 2004. Grammaticalization as Economy[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4] Halliday, M. A. K.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ition) [M]. London: Hodder Arnold.

[5] Li, J. 2011. Xinghe vs. Yihe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tactic Construction [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19(3), 189-203.

[6] Nida, E.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Leiden: E.J. Brill.

[7] Nida, E. & Taber, C. 196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Netherlands: E.J. Brill.

[8] Nida, E. A. 1982. Translating Meaning[M]. San Dimas, CA: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9] Smith, J. 2005. Essentials of Early English: An Introduction to Old, Middle and Early Modern English (2nd Edi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0] Thibault, P. J. 1991. Social Semiotics as Praxis: Text, Social Meaning Making, and Nabokov’s Ada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1] Wilson, K. G. 1993. The Columbia Guide to Standard American English[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2 陈建民. 1999. 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3] 陈亚川、郑懿德. 2000. 吕叔湘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助读[M]. 北京:语文出版社。

[14] 高巴蒂尔. 2010. 对外汉语教学呼唤真正的现代汉语语法[OL]. http://mmbbyjz.blog.163.com/blog/static/137491467201041384014251(accessed 8 / 31 / 2011)

[15] 高卫东. 2005. 慎言汉语的意合[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6 )18-21

[16] 郭富强. 意合形合的汉英对比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4.

[17] 李临定. 1986. 现代汉语句型[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8] 任永军. 2010. 汉语意合问题研究述略[J]. 汉语学习(3):64-71.

[19] 沈家煊. 2003. 从“分析”和“综合”看《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 A]. 载姚小平(主编),《马氏文通》与中国语言学史[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 王菊泉. 2007. 关于形合与意合问题的几点思考[J]. 外语教学与研究 396):409-416

[21] 王力. 1984. 中国语法理沦[M]. 载王力文集第1[Z].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2] 王维贤. 1997. 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M]. 北京:语文出版社.

[23] 许剑宇. 1998. “意合法”琐谈[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5):44-47.

[24] 余东. 2010. 试论形合与意合的平衡机制[J]. 广州大学学报 94):77-81.

[25] 郑文婧. 2007. 形合意合概念及其英文对应词[J]. 外语学刊(2):100-103.

留下评论